家庭经济大权如何分配？
作者：廖天琪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生
在进入同居或婚姻关系之后，家中财政大权往往是伴侣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时常成为争吵甚至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今天盐巴要探讨的问题是：
（来自综艺《做家务的男人》）
夫妻之间由谁管钱更常见？这个决定背后有什么原因吗？全世界不同国家之间又有什么差别？为了研究这些问题，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的政治与社会科学博士生Cineli在刊于《性别与社会》的新文中分析了34个国家的伴侣之间的财务管理模式。Cineli指出，伴侣对共同财产的“管理”和“控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管理家庭财务”意味着购买日常用品、维持收支平衡，而“控制家庭财务”则包括做出重大财务决定的自由，比如购买贵重物品、决定家庭花销在收入中的比例、个人零花钱的金额等。
家庭财务管理与性别不平等
在此前的研究中，家庭财务管理大致被分为三种模式：传统型、独立型和混合型（Pahl 1989)。
传统管理模式指的是由伴侣其中一方管理家庭所有金钱：
（来自综艺《妻子的浪漫旅行》）
独立管理模式指的是伴侣两方各自管理自己的经济收入和储蓄，完全不干扰对方的理财，只分摊家庭共同开销；
（来自综艺《做家务的男人》）
混合管理模式则处于两种极端的中间，通常是伴侣把双方的经济收入存入联名账户中共同管理，需要用钱的时候就可以从共有账户中取出。
（来自综艺《婚前21天》）
伴侣间的财务管理模式与家庭中的两性平等息息相关，伴侣双方在财务管理中不平衡的权力可能引起一方对另一方的过度依赖，使分手或离婚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形成不健康的亲密关系（Barnett and LaViolette 1993）。在财务上需要依赖伴侣的女性更可能陷入贫穷和不稳定的婚姻（Burgoyne 1990; Munsch 2015; Pahl 1995; Vogler 1989），不仅需要承担更多的无偿家务劳动，还可能无法参与家庭决策（Blumstein and Schwartz 1991）。
研究问题及概念
Cineli的这篇文章使用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2012年的调查数据，分析了34个国家中18至64岁的双薪伴侣共13645人。作者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问题1 社会性别结构和性别观念对伴侣关系中谁管钱有影响吗？
社会性别结构植根于文化规范和组织行为当中，不仅在个人层面上影响着男性与女性个体的发展差异，在互动层面上影响着人们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文化期待，还在组织层面上塑造了一系列“男女有别”的规范制度（Risman 1998）。
问题2 有性别差异的组织行为对伴侣关系中谁管钱有影响吗?
组织行为的性别差异指的是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等对待男性和女性个体的方式存在系统差异。组织行为的性别差异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资源获得平等性和福利政策支持度(Chang 2000):
资源获得平等性，即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稳定经济来源以及经济独立。研究发现，在那些女性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参与度更高的国家中，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性别分配也更为平等（Batalova and Cohen 2002）。
福利政策支持度。不同国家对双薪家庭提供的家庭和育儿政策不同，因此“双薪率”—家庭中伴侣二人皆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比例—是评估福利国家对双薪家庭支持的一个重要指标。相关的福利政策主要包括产假、家庭假期、育儿福利、缩短工作周时长几种。
研究假设
假设1 在性别观念更加平等的国家，伴侣间使用非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2 在性别相关的组织行为更加平等（更高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高职位的女性员工比例、收入平等、更高的双薪率）的国家，伴侣间使用非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的可能性更高。
假设3 在性别观念更加平等的国家，伴侣的收入同质性对伴侣使用非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小。
假设4 在性别相关的组织行为更加平等的国家，伴侣的收入同质性对伴侣使用非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小。
研究发现
作者使用混合效应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
在34个国家中，52%的家庭使用混合财务管理模式（一起赚钱一起管钱），31%的家庭使用独立财务管理模式（各自赚钱各自花，家里开销AA），另外17%的家庭使用传统财务管理模式（伴侣一方全权管钱）。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家庭不再使用传统模式，但在中国、俄罗斯、墨西哥、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家中仍有超过30%的受访家庭使用的是传统模式，体现出各国文化观念的差异性。
性别观念更平等的国家中，伴侣使用混合或独立财务管理模式的可能性更高，而且性别观念对使用混合财务管理模式的影响更大。假设1得到了验证（非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在性别观念更为平等的国家中更加普遍）。
双薪率越高，伴侣使用独立财务管理模式的可能性越高。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只对伴侣使用独立财务管理模式有积极影响。假设2得到了验证（非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在性别相关的组织行为更为平等的国家中更加普遍）。
伴侣间的收入同质性不影响性别观念和组织行为对伴侣之间财务管理模式的相关关系。假设3和假设4没有得到支持（在性别观念不同和组织行为性别平等程度不同的国家中，没有发现伴侣二人收入同质性对其使用非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可能性有显著影响）。
在以上发现的基础上，教育水平、同居行为、是否有子女也对伴侣之间使用何种财务管理模式有影响。
结语
三种家庭财务管理模式在不同国家中的比例映射出了女性社会地位和各国制度设计的差异。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在劳动市场的参与率越高，则在家庭经济决策中的参与度越大。
当代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渐趋平等，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也越来越高，但与34国的整体情况相比，使用传统型财务管理模式的中国家庭明显更多，而使用独立型财务管理模式的则明显更少。一方面，这可能是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另一方面，这揭示了我国在男女收入平等、双薪家庭率、女性员工高职位比例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另外，产假制度的性别差异和职场性别歧视也影响着女性婚育后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从而影响已婚已育女性在家庭财务管理和重大经济决策中的参与程度。
参考文献
Risman, Barbara J. 1998. Gender vertigo: American families in tran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Vogler, Carolyn. 1989. Labour market change and patterns of financial allocation within households.
Working paper 12.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Social Change and Economic Life
Initiative, Oxford.